外篇 卷十七
作者：刘知几杂说中第八诸晋史六条东晋之史，作者多门，何氏《中兴》，实居其最。而为晋学者，曾未之知，倘湮灭不行，良可惜也。王、檀著书，一作“者”。是晋史之尤劣者，方诸前代，其陆贾、诸先生之比欤！道鸾不揆浅才，好出奇语，所谓欲益反损，求妍更媸者矣。臧氏《晋书》称苻坚之窃号也，虽疆宇狭于石虎，至于人物则过之。案后石之时，原注：田融《赵史》谓勒为前石，虎为后石也。张据瓜、凉，李专巴、蜀，自辽而左，人一作“氏”。属慕容，涉汉旧皆讹作“沙漠”。而一讹作“西”。南，地归司马。逮于苻氏，则兼而有之。《禹贡》九州，实得其八。而言地劣于赵，是何言欤？夫识事未精，而轻为著述，此其不知量也。张勔《隋志》作“缅”。抄撮晋史，不求异同，而备揭一讹作“被褐”。此言，不从沙汰，罪又甚矣。夫学未该博，鉴非详正，凡所修撰，多聚异闻，一作“门”。其为踳驳，难以觉悟。案应劭《风俗通》，载楚有叶君祠，即叶公诸梁庙也。而俗云孝明帝时，有河东王乔为叶令，尝飞凫入朝。及干宝《搜神记》，乃隐应氏所通，一讹作“遗”。而收旧有“其”字。流俗怪说。又刘敬叔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，剑穿屋丽飞，其言不经。致误“故”。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既而宋求汉事，旁取令升之书，原注：谓范晔《后汉书》。唐征晋语，近凭方等之录。原注：谓皇家撰《晋韦》。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凫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；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遮一误作“递”，一作“摭”。彼虚词，成兹实录。语曰：“三人成市虎。”斯言其得之者一无“者”字。乎！
马迁待论，称尧世一误作“舜”。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北平本此处截条，非。本条盖论《晋书》，前特引端之词，非泛论杂家也。近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宋临川王义庆，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事左。
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！
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一讹“以”。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原注：《序例》一卷，《晋书》之首，故云“首发凡例”。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；所不载者，唯元后字政君。耳。安得辄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。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辄叙娥姁吕后字。之事，此四句文义亦不可晓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
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一作“议”。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虽其事反葬礼之经，而其言合达人之义。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毕卓传》。其叙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沉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。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原注：《旧晋史》本无《刘》、《毕传》，皇家新撰，以补前史所阙。一本失此注。《宋略》一条裴几原子野。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一作“繁”。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一作“师”，非。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史作“竣”。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俗本“注”字作“三”字，非。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史作“耀”。词》，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；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论断一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或作“策”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
论断二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一作“书”。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一作“宜”，非。异同。
论断三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论断四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一作“下”。兼复文理非工。
论断五。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一作“草稿”。本未宣行。
论断六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一作“诠”。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一有“是”字。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云。
后魏书二条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原注：谓魏收所撰者。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一作“罕”，非。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此二字一改作“求”字，非。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姓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干，皆成禁脔。此皆《魏史》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，反怀一作“乃致”。疑而不纳，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或有“一”字。奴耳。”原注：出《关东风俗传》。一本失此注。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
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邺中学者，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胄。当时众议抵一作“相”，误。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。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倘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
北齐诸史三条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余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当作“常山”。杀杨、燕以废干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干祐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一讹“印”，一讹“邛”，史作“芒”。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、鄢陵之战、齐败于鞍、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
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
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。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夫、恐作“役夫”为允。舍长。亦有荆楚训多为伙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伦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当作“尔汝”。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氓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旧注：谓“长”为“藏”，盖为姚苌讳。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籍通“藉”，多闻以成博识。如今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王劭作。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一作“益弥”。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
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梁、陈、北齐、后周、隋。馆中坠稿仍存，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通“涂”。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原注：谓有“世”字，犯太宗文皇帝讳也。即称谥焉。至如变世宗误作“祖”。为文襄，改世祖误作“宗”。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句意未足，恐有脱字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
又旧误“故”。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。未能精谠。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一作“尽”。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
周书一条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烦。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太祖敕朝廷，他一无他字。文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如南朝北梁诸书。存兹典实。谓规仿《尚书》之体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
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一有“书”字。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上声。清言，罕逢佳句。据文义，“佳句”恐是“往句”之讹。谓无复原初质语也。
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一作“术”，“述”通。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原注：案字文氏事多见于王劭《齐志》、《隋书》及蔡允恭《后梁春秋》。其王褒、庾信等事，又多见于萧韶《太清记》、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、裴政《太清实录》、杜台卿《齐纪》。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，以广具书。盖以其中有鄙言，故致遗略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
《隋书》一条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，皆有益军一作“于”。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一作“史汉”，非。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》《王劭》、《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河，尤其谄惑。夫一多“史”字，一多“人”字，载言示后一多“世”字。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、岂一作“孰”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一脱“古”字。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有激之辞。
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，旧有“其”字。叙录烦碎。此处当补“及其自编《隋书》，仍复芜辞不翦”云云”方得文义清画。行本缺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者矣。
马迁待论，称尧世一误作“舜”。无许由；应劭著录，云汉代无王乔，其言谠矣。至士安撰《高士传》，具说箕山之迹；令升作《搜神记》，深信叶县之灵。此并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，罪之甚者。北平本此处截条，非。本条盖论《晋书》，前特引端之词，非泛论杂家也。近者，一无“者”字。宋临川王义庆，著《世说新语》，上叙两汉、三国及晋中朝、江事左。
刘峻注释，摘其瑕疵，伪迹昭然，理难文饰。而皇家撰《晋史》，多取此书。遂采康王之妄言，违孝标之正说。以此书事，奚其厚颜！
汉吕后以妇人称制，事同王者。班氏次其年月，虽与一讹“以”。诸帝同编；而记其事迹，实与后妃齐贯。皇家诸学士撰《晋书》，首发凡例，原注：《序例》一卷，《晋书》之首，故云“首发凡例”。而云班《汉》皇后除王、吕之外，不为作传，并编叙行事，寄出《外戚》篇；所不载者，唯元后字政君。耳。安得辄引吕氏以为例乎？盖由读书不精，识事多阙，徒以本纪标目。以编高后之年，遂疑外戚裁篇，辄叙娥姁吕后字。之事，此四句文义亦不可晓。其为率略，不亦甚邪！杨王孙布囊盛尸，裸身而葬。伊籍对吴，以“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”。
求两贤立身，各有此一事而已。而《汉书》、《蜀志》，为其立传。前哲致讥，一作“议”。言之详矣。然杨能反经合义，虽其事反葬礼之经，而其言合达人之义。足矫奢葬之愆。伊以敏辞辨对，可免“使乎”之辱。列诸篇第，犹有可取。近者皇家撰《晋书》，著《刘伶毕卓传》。其叙事也，直载其嗜酒沉湎，悖礼乱德，若斯而已。为传如此，复何所取者哉？原注：《旧晋史》本无《刘》、《毕传》，皇家新撰，以补前史所阙。一本失此注。《宋略》一条裴几原子野。删略宋史，定为二十篇。芟烦一作“繁”。撮要，实有其力。而所录文章，颇伤芜秽。如文帝《除徐一作“师”，非。傅官诏》、颜延年《元后哀册文》、颜峻史作“竣”。《讨二凶檄》、孝武《拟李夫人赋》、裴松之《上注俗本“注”字作“三”字，非。国志表》、孔熙先《罪许曜史作“耀”。词》，凡此诸文，是尤不宜载者。何则？羡、亮威权震主，负芒猜忌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与之。既而罪名具列，刑书是正，则先所降诏，本非实录；而乃先后双载，坐令矛盾两伤。论断一。夫国之不造，史有哀册。或作“策”。自晋、宋已还，多载于起居注，词皆虚饰，义不足观。必以“略”言之，故宜去也。
论断二。昔汉王数项，袁公檄曹，若不具录其文，难以暴扬其过。至于二凶为恶，不言可知，无俟檄数，一作“书”。始明罪状。必刊诸国史，岂益一作“宜”，非。异同。
论断三。孝武作赋悼亡，钟心内宠，情在儿女，语非军国。论断四。松之所论者，其事甚末，一作“下”。兼复文理非工。
论断五。熙先构逆怀奸，矫言欺众，且所为稿草，一作“草稿”。本未宣行。
论断六。斯并同在编次，不加铨一作“诠”。择，岂非芜滥者邪？向若除此数文，别存他说，则宋年美事，遗略盖寡。何乃应取而不取，宜除而不除乎？但近代国史，通多此累，有同自郐，无足致讥。若裴氏者，一有“是”字。众作之中，所可与言史者，故偏举其事，以申掎摭云。
后魏书二条《宋书》载佛狸之入寇也，其间胜负，盖皆实录焉。《魏史》所书，原注：谓魏收所撰者。则全出沈本。如事有可耻者，则加减随意，依违饰一作“罕”，非。言。至如刘氏献女请和，太武以师此二字一改作“求”字，非。婚不许，此言尤可怪也。何者？江左皇族，水乡庶姓，若司马、刘、萧、韩、王，或出于亡命，或起自俘囚，一诣桑干，皆成禁脔。此皆《魏史》自述，非他国所传。然则北之重南，其礼如此。安有黄旗之主，亲屈己以求婚，而白登之阵，反怀一作“乃致”。疑而不纳，其言河汉，不亦甚哉！观休文《宋典》，诚曰不工，必比伯起《魏书》，更为良史。而收每云：“我视沈约，正如或有“一”字。奴耳。”原注：出《关东风俗传》。一本失此注。此可谓饰嫫母而夸西施，持鱼目而笑明月者也。
近者沈约《晋书》，喜造奇说。称元帝牛金之子，以应“牛继马后”之征。邺中学者，王劭、宋孝王言之详矣。而魏收深嫉南国，幸书其短，著《司马叡传》，遂具录休文所言。又崔浩谄事狄君，曲为邪说，称拓跋之祖，本李陵之胄。当时众议抵一作“相”，误。斥，事遂不行。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，沈约撰《宋书。索虏传》，仍传伯渊所述。凡此诸妄，其流甚多，倘无迹可寻，则真伪难辨者矣。
北齐诸史三条王劭国史，至于论战争，述纷扰，贾其余勇，弥见所长。至如叙文宣逼孝靖以受魏禅，二王当作“常山”。杀杨、燕以废干明，虽《左氏》载季氏逐昭公，秦伯纳重耳，栾盈起于曲沃，楚灵败于干祐，殆可连类也。又叙高祖破宇文于邙一讹“印”，一讹“邛”，史作“芒”。山，周武自晋阳而平邺，虽《左氏》书城濮之役、鄢陵之战、齐败于鞍、吴师入郢，亦不是过也。
或问曰：王劭《齐志》多记当时鄙言，为是乎？为非乎？
对曰：古往今来，名目各异。区分壤隔，称谓不同。所以晋、楚方言，齐、鲁俗语，《六经》诸子，载之多矣。自汉已降，风俗屡迁，求诸史籍，差睹其事。或君臣之目，施诸朋友；或尊官之称，属诸君父。曲相崇敬，标以处士、王孙；轻加侮辱，号以仆夫、恐作“役夫”为允。舍长。亦有荆楚训多为伙，庐江目桥为圯。南呼北人曰伦，西谓东胡曰虏。渠、们、底、个，江左彼此之辞；乃、若、君、卿，中朝汝我当作“尔汝”。之义。斯并因地而变，随时而革，布在方册，无假推寻。足以知氓俗之有殊，验土风之不类。然自二京失守，四夷称制，夷夏相杂，音句尤媸。而彦鸾、伯起，务存隐讳；旧注：谓“长”为“藏”，盖为姚苌讳。重规、德棻，志在文饰。遂使中国数百年内，其俗无得而言。盖语曰：“知古而不知今，谓之陆沈。”又曰：“一物不知，君子所耻。”是则时无远近，事无巨细，必籍通“藉”，多闻以成博识。如今之一无“之”字。所谓者，若中州名汉，关右称羌，易臣以奴，呼母云姊。主上有大家之号，师人致儿郎之说。六句皆言现在俗传口语。凡如此例，其流甚多。必寻其本源，莫详所出。阅诸《齐志》，王劭作。则了然可知。由斯而言，劭之所录，其为弘益一作“益弥”。多矣。足以开后进之蒙蔽，广来者之耳目。微君懋，吾几面墙于近事矣，而子奈何妄加讥诮者哉！
皇家修《五代史》，梁、陈、北齐、后周、隋。馆中坠稿仍存，皆因彼旧事，定为新史。观其朱墨所图，通“涂”。铅黄所拂，犹有可识者。或以实为虚，以非为是。其北齐国史，皆称诸帝庙号，及李氏撰《齐书》，其庙号有犯时讳者，原注：谓有“世”字，犯太宗文皇帝讳也。即称谥焉。至如变世宗误作“祖”。为文襄，改世祖误作“宗”。为武成。苟除兹“世”字，而不悟“襄”、“成”有别。句意未足，恐有脱字。诸如此谬，不可胜纪。
又旧误“故”。其列传之叙事也，或以武定臣佐降在成朝，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。故时日不接而隔越相偶，使读者瞀乱而不测，惊骇而多疑。嗟乎！因斯而言，则自古著书。未能精谠。书成绝笔，而遽捐旧章。遂令玉石同烬，一作“尽”。真伪难寻者，不其痛哉！
周书一条今俗所行周史，是令狐德棻等所撰。其书文而不实，雅而无检，真迹甚寡，客气尤烦。寻宇文初习华风，事由苏绰。至于军国词令，皆准《尚书》。太祖敕朝廷，他一无他字。文悉准于此。盖史臣所记，皆禀其规。柳虬之徒，从风而靡。案绰文虽去彼淫丽，如南朝北梁诸书。存兹典实。谓规仿《尚书》之体。而陷于矫枉过正之失，乖夫适俗随时之义。苟记言若是，则其谬逾多。
爰及牛弘，弥尚儒雅。即其一有“书”字。旧事，因而勒成。务累上声。清言，罕逢佳句。据文义，“佳句”恐是“往句”之讹。谓无复原初质语也。
而令狐不能别求他述，一作“术”，“述”通。用广异闻，唯凭本书，重加润色。原注：案字文氏事多见于王劭《齐志》、《隋书》及蔡允恭《后梁春秋》。其王褒、庾信等事，又多见于萧韶《太清记》、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、裴政《太清实录》、杜台卿《齐纪》。而令狐德棻了不兼采，以广具书。盖以其中有鄙言，故致遗略。遂使周氏一代之史，多非实录者焉。
《隋书》一条昔贾谊上书，晁错对策，皆有益军一作“于”。国，足贻劝戒。而编于汉史，一作“史汉”，非。读者犹恨其繁。如《隋书》《王劭》、《袁充》两传，唯录其诡辞妄说，遂盈一篇。寻又申以诋河，尤其谄惑。夫一多“史”字，一多“人”字，载言示后一多“世”字。者，贵于辞理可观。既以无益而书、岂一作“孰”。若遗而不载。盖学者神识有限，而述者注记无涯。以有限之神识，观无涯之注记，必如是，则阅之心目，视听告劳；书之简编，缮写不给。呜呼！苟自古一脱“古”字。著述其皆若此也，则知李斯之设坑阱，董卓之成帷盖，虽其所行多滥，终亦有可取焉。有激之辞。
案《隋史》讥王君懋撰齐、隋二史，旧有“其”字。叙录烦碎。此处当补“及其自编《隋书》，仍复芜辞不翦”云云”方得文义清画。行本缺。至如刘臻还宅，访子方知；王劭思书，为奴所侮。此而毕载，为失更多。可谓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者矣。